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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饮茶的起源和发展  

      茶最先是作为食用和药用的,饮用是在食用、药用的基础上形成的。中国人利用茶的年代久远,可上溯到神农时期,但饮茶的历史相对要晚一些。先秦时期可能在局部地区(茶树原产地及其边缘地区)已有饮茶,但目前还缺乏文字和考古的支持。   (一 ) 饮茶始于西汉   关于饮茶的起源,到目前为止是众说纷坛,争议未定。大致说来,有先秦说、西汉说、三国说、魏晋说   1、先秦说   陆羽根据《神农食经》“茶茗久服,令人有力悦志”的记载,认为饮茶始于神农时代,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”。(《茶经·六之饮》)神农即炎帝,与黄帝同为中国上古都部落首领。然而《神农食经》据今人考证成书在汉代以后饮用始于上古原始社会只是传说,不是信史。 清人顾炎武认为,“自秦人取蜀而后,始有茗饮之事”(《日知录·茶》)顾炎武认为饮茶始于战国时代也只是推测,并无直接的证据。先秦饮茶,不是源于传说,就是间接推测,并无可靠材料来证明。   2、三国说   《三国志·吴书·韦曜传》有“密赐荼荈以代酒”,这种能代酒的饮料当为茶饮料,足以证明吴国宫廷已经饮茶。据此,《南窗纪谈》认为中国饮茶始于三国。 三国时代东吴饮茶是确凿无疑,然而东吴之茶当传自巴蜀,巴蜀的饮茶要早于东吴,因此,中国的饮茶一定早于三国时代。   3、魏晋说   唐裴汶《茶论》、《膳夫经手录》认为饮茶始于晋,宋《集古录》认为饮茶始于魏晋。   4、西汉说   清代郝懿行在《证俗文》中指出:“茗饮之法,始见于汉末,而已萌芽于前汉。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,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。”郝懿行认为饮茶始于东汉末,而萌芽于西汉。   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《僮约》“烹荼尽具”的约定,是关于饮茶最早的可信记载。《僮约》中有“烹荼尽具”、“武阳买荼”,一般都认为“烹荼”、“买荼”之“荼”为茶。《僮约》订于两汉宣帝神爵三年(公元前59年),故中国人饮茶不会晚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西汉晚期。我们认为中国的饮茶始于西汉,而饮茶晚于茶的食用、药用,中国人发现茶和用茶则远在西汉以前,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。   王褒是四川资中人,买茶之地为四川彭山。最早对茶有过记载的王褒、司马相如、扬雄均是蜀人,可见是巴蜀之人发明饮茶。   从两汉到三国,在巴蜀之外,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物,饮茶限于王公朝士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》记:“曜饮酒不过二升。皓初礼异,密赐荼荈以代酒。”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,可见东吴宫中饮茶。   西晋诗人张载《登成都白菟楼》诗云:“芳荼冠六清,溢味播九区。”说成都的香茶传遍九州,这虽有文人的夸张,却也近于事实。《桐君录》记:“西阳、武昌、庐江、晋陵皆出好茗。巴东别有真香茗。”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:“晋孝武世,宣城人秦精,常入武昌山中采茗。”晋王浮《神异记》:“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。”说明在两晋时期,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这些地区已产茶。   两晋时期,饮茶由上层社会逐渐向中下层传播。晋干宝《搜神记》:“夏侯恺字万仁,因病死,……如坐生时西壁大床,就人觅荼饮。”这虽是虚构的神异故事,但也反映普通人家的饮茶事实。《广陵嗜老传》:“晋元帝时有老姥,每旦独提一器茗,往市鬻之,市人竟买。”老姥每天早晨到街市卖茶,市民争相购买,这反映平民的饮茶风尚。   南朝宋人山谦之《吴兴统记》载:“乌程 温山,出御荈”“长兴 啄木岑,每岁吴兴、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,有境会亭。”乌程温山产贡茶,长兴县有境会亭,两郡太守在此宴集,督造茶叶。江南一带不仅饮茶,茶叶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。《南齐书·武帝本纪》:“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,唯设饼、荼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,天下贵贱,咸同此制。”南朝齐武帝诏告天下,灵前祭品设茶等四样,不论贵贱,一概如此。可见茶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中。   后魏杨炫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城南报德寺:“肃初入国,不食羊肉及酪桨,常饭鲫鱼羹,渴饮茗汁。……时给事中刘镐,慕肃之风,专习茗饮。”北朝人原本渴饮酪桨,但受南朝人的影响,如刘镐等,也喜欢上饮茶。   饮茶始于西汉,起源于巴蜀,经东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,逐渐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,饮茶由上层社会向民间发展,饮茶、种茶的地区越来越广。   茶与宗教结缘   汉魏南北朝时期,是中国固有的宗教——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,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,茶以其清淡、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。   (一)道教与茶   道教徒炼丹服药,以求脱胎换骨、羽化成仙,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,道教徒的饮茶与服药是一致的。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《杂录》记:“苦荼轻身换骨,昔丹丘子、黄山君服之。”丹丘子、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,饮茶可使人“轻身换骨”,可满足道教对长生不老、羽化登仙的追求。 晋惠帝时著名道士王浮的《神异记》:“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,遇一道士,牵三青牛,引洪至瀑布曰:‘予丹邱子也,闻子善具饮,常思见惠。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,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,乞相遗也。’”神仙丹邱子向虞洪乞茶喝。   道教徒的宣扬,提高了茶的地位。   (二)佛教与茶   《晋书·艺术传》记:“单道开,敦煌人也。……时夏饮荼苏,一二升而已。”单道开乃佛徒,曾往后赵京城——邺城(今河南安阳)的法琳寺、临漳县的昭德寺,后率弟子渡江至晋都城建业(今南京),又转去南海各地,最后殁于广东罗浮山。他在昭德寺首创禅室,坐禅其中,昼夜不卧,饮茶却睡解乏以禅定。 晋僧怀信《释门自镜录》:“跣足清淡,袒胸谐谑,居不愁寒暑,食不择甘旨,使唤童仆,要水要荼。”魏晋之际,析玄辩理,清谈风甚。佛教初传,依附玄学。佛徒追慕玄风,煮茶品茗,以助玄谈。   《续名僧录》:“宋释法瑶,姓杨氏,河东人……年垂悬车,饭所饮荼。”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,著名的涅盘师。法瑶性喜饮茶,每饭必饮茶。   《宋录》:“新安王子鸾,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,道人设荼茗,子尚味之曰:‘此甘露也,何言荼茗。’”昙济十三岁出家,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。他从关中来到寿春(今安徽寿县)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系——寿春系。昙济擅长《成唯实论》,对“三论”也颇有研究,曾著《六家七宗论》。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,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。两位王子拜访昙济,昙济设茶待客。   佛教徒以茶资修行,单道开、怀信、法瑶开茶禅一味之先河。   客来敬茶   王褒《僮约》中的“烹荼尽具”便是规定在家中来客之后烹茶敬客。   南朝宋人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记:“陆纳为吴兴太守时,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,……安既至,所设唯荼、果而已。”陆纳以茶和水果待客。   南朝宋人刘义庆《世语新说·纰漏》记:“任育长年少时,甚有令名。……坐席竟,下饮,便问人云:‘此为荼,为茗?’”客人入坐完毕,便开始上茶。同书还记:“晋司徒长史王蒙好饮荼,人至辄命饮之,士大夫皆患之。每欲往候,必云今日有水厄。”王蒙“人至辄命饮之”,这是他好客的表现。   弘君举《食檄》:“寒温既毕,应下霜华之茗,三爵而终。”客来到来,见面寒暄之后,先请饮三杯茶。   客来敬茶不仅是世俗的礼仪,昙济和尚也是以茶待客,道俗相同。   客来敬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礼俗。   茶文学初兴   晋宋时期的《搜神记》、《神异记》、《搜神后记》、《异苑》等志怪小说集中便有一些关于茶的故事。左思的《娇女诗》、张载的《登成都白菟楼》诗、王微的《杂诗》是最早的茶诗。南北朝时女文学家鲍令晖撰有《香茗赋》,惜散佚。西晋杜育的《荈赋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,才辞丰美,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。宋代吴俶《茶赋》称:“清文既传于杜育,精思亦闻于陆羽。”可见杜育《荈赋》在茶文化史上的影响。   杜育《荈赋》也是只剩残篇,存文如下:“灵山惟岳,奇产所钟。厥生荈草,弥谷披岗。承丰壤之滋润,受甘霖之霄降。月惟初秋,农功少休。结偶同旅,是采是求。水则岷方之注,挹彼清流;器择陶简,出自东隅。酌之以匏,取式公刘。惟兹初成,沫沉华浮。焕如积雪,晔若春 。”“调神和内,慵解倦除。”   两晋南北朝时期,茶文学初步兴起。   茶艺萌芽   茶艺是饮茶艺术,是艺术性的饮茶,它包括选茶、备器、择水、取火、候汤、习茶的程式和技艺。   杜育的《荈赋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,如择水:“水则岷方之注,挹彼清流”,择取岷江中的清水;选器:“器择陶简,出自东隅”,茶具选用产自东隅(今浙江上虞一带)的瓷器;煎茶:“沫沉华浮,焕如积雪,晔若春 。”煎好的茶汤,汤华浮泛,象白雪般明亮,如春花般灿烂;酌茶:“酌之以匏,取式公刘。”用匏瓢酌分茶汤。   《荈赋》所描述的,是中华茶艺的雏形,且茶艺发源于巴蜀。   饮茶习俗的形成   陆羽《茶经·六之饮》也称:“滂时浸俗,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,以为比屋之饮。”《茶经》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,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、山东一带最为盛行,把茶当作家常饮料,形成“比屋之饮。” 陆羽《茶经》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,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。《茶经》的流行,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。   中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六饮茶载:“南人好饮之,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,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,大兴禅教。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狭,到处煮饮,从此转相仿效,遂成风俗。……于是茶道大行,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……穷曰竟夜,殆成风俗。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。”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。唐代开元以后,中国的“茶道”大行,饮茶之风弥漫朝野,“穷日竟夜”,“遂成风俗”,且“流于塞外”。   晚唐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载:“至开元、天宝之间,稍稍有茶;至德、大历遂多,建中以后盛矣。”杨华认为茶始兴于玄宗朝,肃宗、代宗时渐多,德宗以后盛行。   《茶经》、《封氏闻见记》、《膳夫经手录》关于饮茶发展和普及的观点基本一致。开元以前,饮茶不多,开元以后,特别是建中(公元780)以后,举凡王公朝士、三教九流、士农工商,无不饮茶。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,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。甚至出现了茶铺,“自邹、齐、泡、隶,渐至京邑城市,多开店铺,煎茶买之。不问道俗,投钱取饮。”   《旧唐书·李钰传》:“茶为食物,无异米盐,于人所资,远近同俗,既祛竭乏,难舍斯须,田闾之间,嗜好尤甚。”茶于人如同米、盐一样不可缺少,田闾农家,同样嗜好。   由上可知,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。   饮茶的普及  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,日益普及。宋梅尧臣《南有嘉茗赋》云:“华夷蛮豹,固日饮而无厌,富贵贫贱,亦时啜无厌不宁。”宋吴自牧《梦梁录》卷十六“鳌铺”载:“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自宋代始,茶就成为开门“七件事”之一。 宋徽宗赵佶《大观茶论》序云:“缙绅之士,韦布之流,沐浴膏泽,薰陶德化,盛以雅尚相推,从事茗饮。顾近岁以来,采择之精,制作之工,品第之胜,烹点之妙,莫不盛造其极。”   吴自牧《梦梁录》卷十六“茶肆”记:“今之茶肆,列花架,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,装饰店面,敲打响盏歌卖,止用瓷盏漆托供卖,则无银盂物也。夜市于大街有东担设浮铺,点茶汤以便游玩观之人。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,诸司下直等人会聚,司学乐器、上教曲赚之类,谓之‘挂牌儿’。人情茶肆,本非以点茶汤为业,但将此为由,多觅茶金耳。又有茶肆专是王奴打聚处,亦有诸行借买志人会聚行老,谓之‘市头’。大街有三五家靠茶肆,楼上专安着妓女,名曰‘夜茶坊’,……非君子驻足之地也。更有张卖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,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茶坊,大街车儿茶肆、将检阅茶肆,皆士大夫期明约友会聚之处。巷陌街坊,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,或朔望日,如遇吉凶二事,点送邻里茶水,倩其往来传语。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,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,乞觅钱物,谓之‘龊茶’。僧道头陀欲行题注,先以茶水沿门点送,以为进身之阶。”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市)茶肆林立,不仅有人情茶肆。花茶坊,夜市还有东担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。有提茶瓶沿门点茶,有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,僧道头陀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防。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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